飞行器虚拟集成开发与我们并不遥远

罗马法学家们频繁地使用着理性或自然理性一词。

处于和平年代的我们，似乎更应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前辈们在乱世之中为求美好蓝图之如履薄冰的复杂形态。王正文：《司法惠民不能止于‘田坎法官》，载《法制日报》,2009年4月22日，第3版。

1999年3月9日，田纪云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也强调指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是在特定时空维度之下进行的，是由特定历史场域中的主体来领导和参与的。[28]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页。[39]参见杨鹏杰：《民生法庭应成为情感纽带》，载《法制日报》,2009年4月20日，第3版。那么，我们时代的民生话语和中国古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民生话语就内涵和外延而言是否一致？在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语境下，民生话语重新提出的背后又有何政治文化意蕴？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学工作者，又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去面对、理解、解释民生这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话语？ 无疑，当代中国的民生话语，无论就其理论蕴含、政治语境，和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近代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生主义，都有了本质的不同。

它所彰显的是法治在改善和解决当代中国民生难题中的意义和独特优势。  【摘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深化研究民生法治理论。洛克学说的中心论点是，享有天赋权利的个人是先于社会存在的，社会是由于个人的同意而产生的。

笔者想反复强调它是重要的核心因素。自然法是人凭靠上帝赋予的理性所领悟的永恒法中的某些箴规。并且正义原则已经与合理这样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演变成罗马法中著名的衡平原则。关于正义的现代理论，我看再也没有人比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阐述得更精辟了，他认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洛克默认，个人之间的契约，导致了社会产生，社会同政府间的契约导致政府的合理存在。如果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奴隶制和以前罗马法中的奴隶制比较来看，吸收了自然法思想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在奴隶制方面的规定显然不象它的一些前身那样苛刻了。

因为在那些适用罗马法的国度里，罗马法的研究支配着法学教育，法学教育又直接地影响着罗马法的继受，在那些国度里。在此之前，罗马法虽然明消暗长，渗透到教会法里，天主教会也曾以罗马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罗马法却长期受到批评。它最遭批评的当然不是它的制度方面，而是它的哲学传统方面：罗马法是异教世界的产物，是没有基督教的文化的一个方面，与之联系的哲学不是福音的、教会神父的，基督教的哲学。这个秩序不是服从命令中所产生的。

并且坚定地把它嵌入了罗马法结构中，使其在以后漫长的世纪里成为罗马法的哲学传统。事实证明，后来的民法典，例如《法国民法典》无论是从体例结构或内容上皆以《法学阶梯》为模式。我们再也不常见到正义或非正义这样明显的字眼，正义的原则或正义原则对于非正义事实的否定已经与具体的法律规范水乳交融。本篇到此应该结束了，最后，我想援引梅因的话作为它的结束语，因为目前笔者尚不能比这位法律史学家说得更精辟。

由这一信念而引申出的正义原则是人类一切实定法的最高准则。为了赎罪，现实社会的世俗法必须努力满足永恒法的要求，如果世俗法与上帝的永恒法相悖，那么这些规定就不具任何效力，并应当被摈弃

运算并不仅限于加、减、乘、除，但能够进行加、减、乘、除及其他更复杂运算的只能是数字。法律必须是可言说的，那些个人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神秘的正义感无法上升为社会的基本共识进而成为法律，而可言说的法律则需要使用通用符号予以表达。

(三)数字是法律实现其规范目的的必要工具 与科学不同，法律不仅关注对人的行为做出是与非、真与假的判断，更关注于对人的行为进行对与错、善与恶的评价，法律的价值取向即体现在这种评价中。在一个视司法为党政权力附庸的社会里，司法裁判只是完成政治判断的最后一道工序，法官在整个过程中的存在价值完全是工具意义上的。以贿赂犯罪为例，中国古代法律中最早的记载可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已明确记载有通一钱，黥为城旦的规定，在这里数字一着重于用来强调行为的非法性质。参见季卫东:《电脑量刑辩证观》，《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原来的主体反而成了被动的、受制于物和丧失主体性的东西。在法律产生之前，数字即已存在了，它为人类社会观察世界提供了方便。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甚至出现过将电脑软件技术引入司法过程的尝试[4]，尽管国内主流学者对这种做法持反对观点[5]，但其通过绝对数字化的方式追求规范定罪、统一量刑的积极意义仍为实务界所推崇，最高院于2010年10月1日起颁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10］36号)即为实例[6]。(二)法律需要借助数字来表达 数字能够提供一种超越个体感觉的规定性。

在社会尚未成型的刀耕火种的年代，人类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数字来安排、管理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了。法律的数字化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

司法实践中的刚性掌握更会使得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一定数额的贿赂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腐败分子在这种立法安排之下就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感性预期，似乎只要受贿不超过该底限，就不算受贿或者是法律所允许的，从而使得我国对受贿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大打折扣。从区分行为法与裁判法的角度来考察，则法律中的数字不仅是用于评价社会成员日常行为的标准，同时也制约着法官的裁判行为。

我们观察到，法律中使用数字并不限于自然数以及与自然数相关的序位、比例、节点、大小等运算符号，概率、函数关系、极限、分布甚至最优、均衡等更宽泛意义上的数字工具也经常可以从法律中找到其用武之地。法律的工具理性需要数字化，而法律中的人性不能全部数字化，因此，法律的数字化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简单分析该典型条文的内容，不难发现数字在刑事法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唯一:(一)作为序号使用的数字。法律对数字的过分依赖，势必造成在数字化时代因人类技术(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价值理性失落、人文精神的迷失和终极关怀匮乏的异化现象。

法律对数字的过度依赖也容易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且将会引发功利主义的泛滥。[5]至于中国的法官在行使裁量权之际容易出现的判断失当、恣肆化以及腐败等问题，本来是应该、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改善法官任命制度、资格要件、解释技术、法学教育以及加强审判独立以及相应的问责机制等来解决的。

[24] (二)数字化对自由裁量的限制与保护 法律在规范社会成员日常行为的同时，也规范着司法过程中法官适用法律的行为。无论是在法律的表达中还是在法律的实际运行中，数字均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法律对数字的依赖程度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

最大的权力在某一方面永远会受到限制的。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

与语言一样，数字也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形式。[9]〔秘鲁〕J．N．Kapur．数学家谈数学本质〔M〕．王庆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美〕莫里兹．数学的本性〔M〕∥．朱剑英，译．徐利治．数学科学文化理念传播．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11]方延明．数学文化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美〕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GEB—条永恒的金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3]徐利治，郑毓信．略论数学真理及真理性程度———兼论怀特海的《数学与善》〔M〕∥．邓东皋．数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4]〔德〕马克斯·莱因斯坦．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导论〔M〕∥．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15]〔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陈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6]徐显明，齐延平．转型期中国法理学的多维面向———以2007年发表的部分成果为分析对象〔J〕．中国法学，2008，(2):113－128． [17]公丕祥．韦伯的法律现代性思想探微〔J〕．学习与探索，1995，(5):112－117． [18]高秉江．毕达哥拉斯对本文知识理性的奠基作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9):11－14． [19]〔德〕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0]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1]〔美〕冯·诺依曼．论数学〔M〕∥．邓东皋．数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2]蔡曙山．论技术行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2002，(2):77－86． [23]〔英〕A·N.怀特海．数学与善〔M〕∥．邓东皋．数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4]鲍宗豪．重视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25]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自由裁量是指(法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当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第29条规定:如果他的儿子仍然年轻，无法拥有任何物品，他的母亲可以得到田地和花园的三分之一，而且她并须将他扶养成人。当然，人的行为亦不例外。

【注释】 [1]《汉谟拉比法典》第8条规定:任何一个去偷牛、绵羊、猪、山羊的人，如果它属于神或者属于皇宫，这个扒手将为此付赔偿三十倍的代价;如果他们属于国王的自由民，他只需付十倍的代价;如果这个扒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付款，他将被处以死刑。首先，数字化赋予了法律以科学意义。

[41]过度的数字化使工具(技术)理性更大范围地统治了人类的生活，人的单向度化使人类的生活趋于丧失个性、丧失真实感、丧失丰富性。[43]我们必须看到，法律不仅是工具，不仅体现为一种社会治理技术，而且法律同时还体现为一种公众共享的价值，因而法律应以人性为其主要内涵。

他认为:一般来讲，形式符号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它是人类意志的自由创造，可以和现实世界毫不相关。相对于法律中抽象的原则，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和经常存在争议的概念，在法官以明确的数字标准作为抵制各种权力干预的理由时，应当会更加理直气壮[32]。